军统“三剑客”改造期间内斗
邢克鑫
身为“三剑客”，理应英雄相惜，步调一致，配合无间。然而，在被捕之前，他们确实如此，每逢“处理”某事，各负其责，井然有序。但自沦为战犯之后，情形便大为不同。沈醉与徐远举、周养浩之间屡生龃龉，尤其是沈醉与周养浩，长期相互缄默，如同宿敌。
祸起萧墙
1950年，重庆白公馆内，“三剑客”宋希濂、王陵基、李犹龙、钟彬、廖宗泽、孙渡、王靖宇等亦同被囚禁。这些昔日显赫的“大人物”如今共处一室，往日的“老爷”之态难以收敛。身份的巨变让他们各自心怀忐忑，稍有不慎，便引发争执，矛盾频生。彼时，他们心中皆萦绕着一个共同的疑问：政府是否会将他们置于死地。数人长期从事特务工作，尤为警觉，尽管表面上客气有加，内心却无不提防，言行举止无不格外谨慎，唯恐有人暗中向政府举报。
例如，各人填写的“登记表”均严格保密，即便是徐远举、周养浩、沈醉等人，彼此虽深知对方底细，却对自己的填写内容守口如瓶，更不向他人透露。至于撰写交代材料，更是格外谨慎。在探讨如何表述同一问题时，常常暗中观察对方所写内容，巧妙地旁敲侧击，倾听其言外之意。这真可谓是“逢人只说三分话，不可全抛一片心”。尽管如此，表面上他们还是能够维持基本的和谐共处。
周养浩
那日，竟突生变故。一位疏于职守的审讯官在让周养浩签署一份供词时，不慎将一份对其处罚的草拟意见夹在其中，该意见明确建议判处极刑，并附有沈醉的举报内容。周养浩阅后，不禁心惊胆战，以为必死无疑。待心情稍定，他回想起沈醉的举报词，怀疑是自己被其出卖，坚信正是沈醉的举报将他置于绝境。沈醉对他的罪行了如指掌，这一认知令他怒火中烧，杀意顿生。
周养浩步入监室，宋希濂、徐远举、沈醉均在场。他目光如炬，眼中布满血丝，紧抿的嘴唇间，牙关紧咬，显露出愤怒至极的神情。众人不明所以，唯有徐远举知晓，周养浩在行凶之前，往往便是如此模样。他猛地抓起身边的小板凳，向沈醉头顶猛力砸下，全然不顾自身安危，边砸边怒骂。就在此刻，宋希濂迅速伸出双臂，将凳子挡下，使其落地。而周养浩正欲再次挥动凳子时，宋希濂已将其牢牢踩在脚下。
宋希濂急切地将周养浩拉至一旁，迫切地询问究竟发生了何事。室内气氛凝重，众人皆缄默不语。沈醉与徐远举心中已有几分把握，因为他们已在供词上签字并按上手印，而周养浩被带出审讯室前，他们便有所预感。周养浩返回时，情绪激动，直冲沈醉而去，显然他意识到自己面临重大问题，且与沈醉有所牵连。
徐远举和沈醉都是特务出身，有这个经验，宋希濂直逼周养浩说出原因时，他们两个只是互相对视了一下，沈醉便低下头，擦自己的眼镜。此时无声胜有声，宋希濂虽是职业军人，但他也猜到沈醉可能做了对不起周养浩的事。等周养浩气消以后，沈醉开口了。他说，“我愿交代我的问题，有关的人和事亦需详述。我等既已命悬一线，共产党决不会宽恕罪行。我杀人无数，罪行累累，交代一人与交代千人无二，不如坦诚以对，无论杀人数目，涉及何人，皆如实道来。”
沈醉
沈醉的这一说法虽无足轻重，然而一旁的徐远举却忍不住发声：我性子直，各人有各人的见解，绝不能效仿某些人，若有人出卖他人，那可休想轻易逃脱我的责罚！
这实则是在暗示，徐远举站在周养浩一边，并向沈醉发出警告。沈醉面对徐远举的言辞，既未正面冲突，也未作出任何解释或表白。他心中有所顾忌，毕竟时局动荡，人头不保，若是徐周二人联手，自己恐难逃一死，那便是白白送命。因此，他对徐远举的态度颇为恭谨，无论是在北京的功德林还是秦城监狱，他们之间的关系都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和谐。至于周养浩，准确地说，周养浩对他始终冷眼相待。
在漫长的狱中岁月里，他们虽同处一室，却鲜少交谈。每当周养浩提及与沈醉相关的往事，他总刻意回避，仿佛沈醉从未存在。而沈醉亦对周养浩视若无睹。即便是在他后来的著作和文章中，提及了众多人物，却始终未曾提及周养浩的名字。直至周养浩于1975年10月赴美定居，并在1990年于美国离世，而沈醉则于1996年在北京离世，两人之间的恩怨始终未解。
引火烧身
由周养浩、沈醉的矛盾又引发出徐远举与宋希濂的隔阂。当时宋希濂挡住周养浩的板凳之后，徐远举除说了那句支持周养浩、警告沈醉的话后，还对宋希濂说了一句：“多管闲事！”
徐远举
徐远举与宋希濂未曾有过直接的工作交集，年龄上也相差七八岁。宋希濂出身于黄埔一期，而我则隶属七期，毕业于武汉分校。宋希濂毕业后迅速投身于复兴社，专攻特务工作，而宋希濂则始终专注于军事领域。
在徐远举的心中，周养浩若将沈醉置于死地方感痛快，他深恶痛绝军统内部的变节者。在他看来，沈醉的背叛，仅凭其所谓的“竹筒倒豆子”之举，已令他难以忍受。他的判断是：沈醉必定已将他们两人卷入其中，周养浩被判死刑，沈醉也难逃此劫。毕竟，他们几个如同被同一绳索捆绑的蚂蚱，就罪责而言，沈醉或许更甚于周养浩。
周养浩实施破坏中共《挺进报》、破坏中共四川地下党、逮捕杀害共产党人、制造重庆“一一・二七”血案、暗杀杨虎城将军等，都是受他直接指挥的，周养浩有一分罪，他应有两分，判周养浩一个死刑，应判他两个死刑。所以他痛恨沈醉，沈醉能讲这些事，他该打，打死打伤都行，打死活该，打伤给他一个教训。
宋希濂素来便乐于见义勇为，眼见事态将演变成一场悲剧，出于本能，他随手介入，这完全是出于“条件反射”，并无偏袒任何一方的意图。面对徐远举的指责，他并未将其放在心上，也未与之争执，心想对方或许只是随口说说。然而，直至抵达功德林，他才恍然大悟，自己与徐远举之间已结下深刻的梁子。
当时对战犯的审判缺乏既定的政策框架，面对民怨沸腾的案件，往往倾向于严惩；而对于民怨较轻的，则选择暂缓处理。因此，当时被关押在重庆的王陵基、徐远举、周养浩、沈醉等人，因背负着沉重的血债，当地民众普遍呼吁将其正法，依照“血债需以血偿”的朴素正义观，他们理应受到清算。于是，不仅周养浩，就连王陵基、徐远举、沈醉等人，都曾有人提出处以死刑的建议，甚至还有意见主张判处死刑缓期执行。这一建议上报至公安部后，公安部在向中央汇报时，中央层面传达了“暂缓处理”的指示。这一决策使得这些战犯得以留下，进而催生了“一个不杀，分批释放”的政策。从1959年开始，实施了特赦，最终在1975年，所有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均得到了特赦。
生死攸关，全凭共产党的决断。在那个特定的年代，人人自危，疑云密布。不经意间的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似乎都蕴含着某种深意。尤其是气量狭窄、疑心重的徐远举，更是如此。他不仅怀疑沈醉，也对宋希濂产生了猜忌，认为宋希濂在政府面前对他有所诋毁，因此对宋希濂怀恨在心。
徐远举的推理思路是这样的：宋希濂制止了周养浩对沈醉的追捕，这至少表明他对沈醉抱有同情。在同情的基础上，他认为宋希濂和沈醉已经形成了某种共鸣。徐远举还持有另一种观点，自宋希濂向他们讲述了与陈赓的会面经历，并鼓励他们卸下思想重担，多阅读书籍之后，他认为，虽然说话的人无心，但听话的人却从中察觉了深意。他推测陈赓可能向宋希濂提供了某种保障，使他坚信宋希濂不会丧命。同时，宋希濂也明白沈醉的背叛或许能保他一命，这体现了同病相怜之情。然而，这种猜测对徐远举这位职业特务来说，却是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。
明争暗斗
徐远举自视甚高，对任何不悦之事总是怒目圆睁，言语间亦常显尖酸刻薄。对于宋希濂，他更是诸多挑剔。在重庆期间，陈赓曾探望并宴请宋希濂，事后，宋希濂兴奋地向众人讲述会面的经过。然而，徐远举听闻后，却认为宋希濂在客观上是在“巴结”共产党，企图借助个人关系解决自身困境，于是连番讽刺挖苦。徐远举思维敏捷，更是以“送终”将军这一讽刺之词，对宋希濂进行尖锐的批评，此乃其杰作。
宋希濂，一代抗日战将，岂能容忍此类污蔑！他视徐远举为捕风捉影、侮辱其人格之人，决心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，誓要奉陪到底。于是，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，以柔克刚，以软制硬。每当徐远举挑起事端，最终都以失败收场。徐远举本就患有高血压，每次都被激怒得血压飙升，宋希濂心中暗自欢喜。更有甚者，当徐远举即将发作之际，宋希濂往往再加一把“火”，使之怒火更盛。
宋希濂
有一次晒衣服，徐远举把别人晒的衣服挪开，把自己的搭上，正好被宋希濂看见了，他装作没看见从徐远举身旁走过。在一次生活会上，那位被挪开衣服的主人提出：我晒的衣服挪动了位置，我旁边晒的是徐远举的衣服，说明是他挪的，这样很不好。徐远举反唇相讥：你亲眼所见？你拥有千里眼不成？
坐在一旁的宋希濂冒出了一句：“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”。他说话慢条斯理，目不视人，像一响闷雷轰在了徐远举的痛处。徐远举很敏感，他知道来者不善，那天从自己身边走过没有吱声，就是为了找机会报复，今天这个机会他当然不会放过。想到这里，他决定不跟他纠缠，于是把话题一转，对那位主人：“若您坚信是我所为，为何当时不指出？即便真是我所为，又何须如此？下次您只需将我的挪开即可！”
徐远举素来如此，即便面对无理之事，也非要争执到底。即便身陷囹圄，他仍旧时常炫耀自己的思维敏捷，提及过往审讯共产党人的种种手段。宋希濂闻言，便不依不饶地接上一句：“不过是故伎重施，到头来不过是血压飙升，双手冰凉！”这番话让徐远举尴尬至极，哭笑不得。
国军“三剑客”结局
摘自：新华网
沈醉、徐远举与周养浩，这三位在国民党军统局内声名显赫，他们官职相仿，年岁亦相近，更因深得戴笠的青睐而备受瞩目。他们并称军统“三剑客”，然而，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却迥异，历经了不同的风霜与考验。
沈醉任政协委员
沈醉，湖南湘潭之籍贯，年方十八便投身于军统前身——复兴社特务处的怀抱。至二十八岁，他已荣升少将军衔，深得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信赖，在军统局内因年纪轻轻却资历深厚而著称。沈醉历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、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及保密局云南站站长、国防部云南专员公署主任，以及中将游击司令等要职。1949年12月9日，沈醉遭卢汉扣押，却借此机会参与了云南起义，并在起义后协助卢汉在昆明捕押了众多特务。1960年11月28日，沈醉荣获人民政府特赦，此后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文史专员。
沈醉等人在获得特赦后，周恩来总理曾亲自设宴款待。宴会上，周恩来总理对沈醉表示：“共产党向来不计较个人恩怨，特赦你们是基于党和人民的利益考量，因此，期望你们在今后能够为民众做出更多有益的贡献。”事实上，沈醉在余生的岁月里，未曾辜负周总理的殷切期望。他格外珍视这段新生活，刻苦学习，勤奋创作，以冷静、锐利的笔触剖析自我，借助自己的亲身经历启迪后来者。在此期间，他先后创作并出版了《解放前夕军统在云南的活动》、《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》、《我所知道的戴笠》、《中美合作所内幕》、《爱国将领卢汉》以及《我这三十年》等多部作品，深受读者喜爱与好评。
1980年，经过细致的调查核实，确认沈醉曾在卢汉起义的通电上留下了自己的签名，并公开发表了起义的广播声明。他更是亲自签署命令，要求下属的特务机构上交相关器材，并前往指定地点报到。依据党的相关政策，沈醉的身份得以从战犯转变为起义将领，享受副部级待遇。在此之后，他连续当选为第五、六、七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人虽不一定要做官，却必须做一个好人。正是在大陆，我才深刻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。”他勉励亲友们返回大陆，一睹家乡变迁，并说：“国家分裂之痛，始于我们之手，理应由我们终结。如此，方能对得起子孙后代，对得起先祖。不论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各不相同，但自今日起，一个人将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，全取决于他是否为祖国统一事业贡献力量。”
沈醉晚年的家庭生活也很幸福。由于国民党宣传沈醉早已“杀身成仁”，他在台湾的前妻粟燕萍女士迫于生计改嫁他人。1965年初春，经人介绍，沈醉与小他10岁的杜雪洁正式结婚，婚后二人相敬如宾、幸福美满。杜雪洁对沈醉体贴入微，每天早晨和傍晚，她陪沈醉去月坛公园和大桥下面散步，还帮助丈夫整理报刊与信件。沈醉患有冠心病，杜雪洁精心制作了一个牌子，写上医生叮嘱：“冠心病患者宜多休息、少言谈，接待访客每次不宜超过十五分钟，且不可连日会客。恳请亲友见谅。”沈醉对这位贤惠的妻子情深意重，每次外出开会或参观，他总会细心地为她带回心爱的布料或礼物，从未忘却这份温情。
1996年3月18日，沈醉先生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，享年八十二载。
西南红人徐远举狱中病逝
徐远举，1914年诞生于湖北省大冶县，毕业于黄埔军校第7期。1932年，他投身特务组织，1935年，他被任命为“护送班禅专使行署”的少校参谋，此后便在西藏地区展开了情报工作。
1945年6月，徐远举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局第三处副处长，1946年1月到华北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，7月调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，疯狂镇压学生运动，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《挺进报》。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，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130多人，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，徐远举也由此得到了一枚四等云麾勋章，并被任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，川、康、滇、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以及各地警察局、稽查处、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、组，兵工厂的警稽组等40多个机构也由该区统一指挥。后来重庆绥靖公署升格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，徐远举成为长官公署二处处长。
彼时，西南地区的军政长官为张群，张群与徐远举相识已久，对其极为器重，因此徐远举声名鹊起，如日中天。于是，当时的国民党军政圈内，纷纷以“半壁江山，西南翘楚”来形容徐远举。
1949年9月至11月，徐远举在重庆主持策划一系列大屠杀、大破坏计划。12月在昆明被云南卢汉起义部队捕获，后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，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经过改造，徐远举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，他向公安部门表示“对于自己的问题，我绝不保留，也不扩大或缩小，将老老实实全部交代。”后来，监狱组织在押人员编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，徐远举表现尤为积极，毫无顾忌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即使涉及到自己的问题也从不回避。在建国十周年之际，杜聿明、宋希濂等33名战犯获得特赦，徐远举也期盼着有朝一日能获得释放，然而，他始终未能如愿。
“文革”爆发后，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，已特赦的有的也被重新关进监狱，徐远举感到绝望了。“四人帮”为整倒一批老干部，到处逼人写黑材料，但徐远举宁肯挨骂甚至挨打，也不乱咬人。据沈醉回忆说：“‘四人帮’为将秦城监狱的一栋楼空出，用以关押忠诚于党和人民的革命老干部，遂将黄维等多名军长级战犯转移至抚顺原日本战俘管理所。他们留下军统和中统等十余名特务人员，逼迫他们提供材料，诬陷无辜。”
1973年冬日，徐远举在劳作中因业绩不佳，遭到了指责。性情急躁的徐远举一时情绪失控，大声喧哗，并于当夜以冷水冲淋身体。原本就患有高血压的他，在步出浴室后突然晕厥。尽管医院全力抢救，但最终因脑血管破裂，治疗无效，不幸离世。
周养浩，书生杀手，客死他乡。
周养浩，浙江江山县人士，与戴笠、毛人凤同籍。1933年，经戴笠引荐，在唐纵的监管下，周养浩自上海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后，宣誓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。自此至被俘，周养浩为国民党效力长达16年，期间先后担任息烽监狱主任、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保防处处长、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等职务。他举止文雅，却手段残忍，在军统内部被誉为“书生杀手”。他亲自策划了对爱国将领杨虎城的暗杀行动。1949年冬日，国民党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撤退之际，周养浩遵从特务头目毛人凤的指令，在重庆、成都、昆明等地策划了大破坏与大屠杀。最终，他在昆明被捕。
在解放后，周养浩被囚禁于白公馆期间，与沈醉、徐远举等囚友共处一室。沈醉在交代问题之时，不幸牵涉到周养浩，导致周养浩心生疑窦，怀疑沈醉有意背叛。怒火中烧的周养浩瞬间萌生杀机，抡起身边的板凳，便向沈醉头部猛砸。幸得宋希濂及时伸出援手，才使得板凳未能击中沈醉。周养浩正欲再行攻击，宋希濂已将凳子夺走。自此，周养浩与沈醉之间结下梁子，横眉冷对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无论何事涉及彼此，双方皆刻意回避，仿佛对方不存在一般。
1975年3月20日，中共中央统战部与公安部共同发布了《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》，其中第六条明确指出：“凡有意返回台湾的人员，可向中央统战部及公安部提出申请。”时任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亦对外公开发言：“凡愿归台湾者，均可成行。我们将提供充足的路费，确保旅途顺利。即便日后愿返回大陆，我们亦将张开双臂欢迎。”秉持这一精神，周养浩与其他数名特赦释放人员一同提交了赴台申请。然而，由于台湾方面拒绝他们入境，周养浩等人无奈滞留香港。数月后，周养浩历经曲折，最终抵达美国定居。遗憾的是，他在1990年于美国病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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